“一个在胡同里无照经营小卖部的编辑股票配资的公司官网，现在武当山扫地。”
很长时间里，李小道在豆瓣简介中如此介绍自己。2019年初，人类学硕士毕业的他辞去了一份长达5年在一家学术出版社做编辑的工作，上武当山做起了义工。他不想将这次寻访视作某种人类学田野，甚至在填报名表时特意空下了学历、专业和技能，想看看一个“一无是处”的人究竟能不能在道观做义工。8个月的时间里，他没能过上“看云、煮茶、敲磬、弹琴”的神仙日子，不仅没有避开人间俗事，反而在与不同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原来“山上山下，皆在人间”。山上那些日子的记录，后来组成了一本名叫《辞职上山》的书。
李小道是化名，父母当年给他取名“李闯”。在李小道之前，他曾做过“李小编”，也当过几个月的“李小贩”，后来36岁重新高考成为一名中医本科生，如今是“李小夫”，当然未来也许还会成为“李大夫”。不同的名字只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代称，在这些看似无关的经历中，他一直在追问自己究竟想过怎样的人生。他也曾焦虑过，看起来无从下手的时候，他的解法就是“推倒重来”，“当所有事情都陷入困境，那就完全推倒，很多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6月初，我们在北京见到从实习医院回来的他。和他聊了聊当年武当山上的日子。他坦言在武当山的日子并没有完全抚平他的焦虑，可那段时间他看到了许多种不同的人生，他慢慢把曾经那些像挂件一样挂在自己身上的“知识”一一卸下，在日升月落中“过”出每一个日子。如今再回想，他笑称从武当山下来，好像打开了一扇门。“现在实习的医院中，我见到的大多是医学能治好的；山上那些所谓‘作妖’的香客，很多是医院看不好的；而没什么病的，基本都在以前小卖部的胡同里。”慢慢把这几个碎片拼凑起来，他觉得对人、对自己都有了更多了解。正是这种了解，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平和，一种不太容易被周遭种种“焦虑”所席卷的平和。
以下是李闯的讲述，部分内容整理自《辞职上山》——
自述 | 李闯
采写｜申璐
李闯，人类学硕士，当过兵，种过地，毕业后曾是某学术出版社编辑，裸辞后在胡同开小卖部，机缘巧合到武当山金顶太和宫做义工，下山后重新高考转而学医，现在医院实习，见识众生疾苦。
胡同版“武当山”？
从2020年下山到这本书出版，已经过去了快六年。
我把当初在山上的见闻分享出来，并不是想提供某种“躺平”的范本，而是想描述一些我见到的可能性。我尽我所能保持了一种“真诚”，不去评判，只是呈现。虽然在那之前我学了很多年的人类学，人类学也会讲对不同文化要宽容，但这些东西一度都像“挂件”一样挂在我的身上，我可以讲得很好，却并没有多少体会。直到这些年过去了，我才越来越感受到自己的一些狭隘。回想武当山上的200天，我最深的体会是在不同的环境中，人究竟有没有勇气拿自己坚守的东西与之碰撞，找找对方是否有合理性，这特别珍贵。人总需要一面镜子照一下，才知道自己真正是什么样子。
在聊山上的生活之前，我想有必要跟大家铺垫一下前情提要。上山这个决定纯属是各种机缘巧合之下的结果，并不是我一开始就计划好的。
一切还要从毕业后找工作说起。硕士毕业到工作，我其实经历了挺大的转变。我当时学的人类学专业想要找对口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比较幸运的是，我毕业那年北京正好有两家机构在招，后来我就去了一家学术出版社做人类学编辑。
到了出版社之后，我整个人的思维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些年像是被包裹在一种“文化人”的虚荣幻觉中，曾经出现在书中的学者，有一天就出现在我身边，见面时大家都很客气。有段时间我就有点“飘”了，觉得自己好像也行了。日常的工作中也会有很多时候把我推到那个位置，让我产生虚荣，比如很多书我当时可能也没有完全读过，只是看了新书书讯，但我可以给别人讲得头头是道。一个东西明明不懂，但就是能讲得像是我做的一样。那段时间，同事很羡慕我这种能力，我自己也沉浸在这种虚荣中。
可时间久了，还是会忍不住想这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说通过我的“忽悠”，一本书原本只能卖3000册，结果卖到了30万册，这也可以，但大多数时候，这个浮动不过也就是上下一千册而已。仍然有很多优秀的作者没有被读者看到，也仍然有一些我认为名不副实的作品在被过度营销，综合起来，我就会怀疑正在做的这些工作有意义吗？如果我试图通过在做的事找到某种成就感，那当时可以说不仅找不到，连存在感都微乎其微。
《辞职上山：我在武当的200天》
作者: 李闯
版本: 新星出版社·新经典文化
2026年5月
也是到了这两年，我才逐渐意识到一个人成就感的获得本来就没有那么快。即便我现在在医院实习（这是下山之后的后话了），白天很努力地在帮助患者缓解痛苦，我也的确帮到了他们，但晚上回去我依然没有什么成就感，只会觉得很累。成就感其实是需要积累的，不太可能在当下就获得即时反馈。因为排列在之前，大脑首先需要处理的是一个人的劳累度。开心也需要物质基础，在那个基础已经被消耗掉且还没有补充上来的时候，人只会觉得累。这个时候可能需要的是外界的环境、或者直白说就是实打实的工资。
回过头看，我当时生出辞职的念头也是因为忍受不了这种“自我欺骗”。我发现骗别人挺难的，但骗自己更难。辞职以后，我就暂时回北京胡同的老房子开起了小卖部，当听朋友说起她在武当山做义工的经历时，我那时的日常也就是每天扫扫地、理理货，应付一下购买的顾客，没事的时候看看天、看看猫、发发愣。她说的山上的义工生活，好像基本也是这样。
那我（的状态）岂不也相当于“胡同版武当山”？
但我又觉得武当山肯定不止于此，否则小卖部就已经完全实现这个状态了。去之前我就想，山上肯定不只有某一类人，他们在山上是怎样的状态？他们和我们有什么区别？那个区别究竟是只不过我在平原，他在高山；我在北京，他在湖北？还是说，他们真的有另一个世界？
其实以前我也有好奇，只是因为手头有各种事情，人很难抽身。但那段时间很凑巧，手头的事也没什么可留恋的。每天也就是和三两个顾客贴身“肉搏”，为了三五毛钱吵一下午。而且那阵子临近夏末，小卖部的生意本就在下滑，我也没想好冬天要卖什么，也算处在一个向前开拓的时候。与其这样，那我为什么不干脆换一个方向，去开拓一个未知的领域？
俗话说，“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当什么事都足以让你焦虑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从哪开始焦虑，反而就没那么焦虑了。
有这个念头之后，我就开始留意相关的消息，不久就在微博上查到当时紫霄宫发布的义工招募。那份招募启事上写着：会乐器、能做木工活、懂画画或者武术、了解中医药等优先录取。但那份报名表上，学历、专业和技能我一概没填，就想看看一个“一无是处”的人能不能被道观收留做义工。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我虽然上了山，但没能留在紫霄宫，而是被派去了金顶干活。
事实证明，人只要有手有脚，别犯懒，总还是能找到一个糊口的地方的。
李闯的小卖部。如无特别注明，本文图片均来自李闯。
山上山下，
都在人间
上山之前，我看过一本书关于道观中女性修行者的生活状态。书中记录的修行之地大多很偏远，少有人去，周围的老百姓可能逢年过节去拜一拜。甚至附近居民家中养不起的孩子，也会放在道观门口。所以在我的想象中，道观生活就是被世界遗弃的一群人，独立地抱团取暖，生活在一处被世界遗弃的角落里。可一旦把道观和旅游场所联系起来，它难免有热闹繁华的一面，那么到底哪一面代表道观一般的状态？
初到武当山，我就傻了眼。武当山太大了，甚至火车站都在武当山里。据说山中有大小山峰七十二座，方圆400公里的山间散落着33个建筑群。其中金顶代表了热闹的那一派；而类似五龙宫则相对冷清，几乎不会有游客前往。
也是上了武当山之后，我才发现道长们并不都是，或并不总是“慈眉善目”的，他们也会大喊大叫，也会生气内耗，但这些并不会成为需要克制的情绪，他们反而觉得正如天有风雨雷电，人就会有喜怒哀乐。他们能够接受此刻的自己因为“道心软弱”而达不到某种境界，把那些在旁人看来的“不自洽”，视作应该承受的后果。也许，这本身就是一种“道法自然”。这在当时给我很多启发，其实细想我们今天的很多烦恼归根结底都源于“既要又要”。
除此之外，道长们身上确实有一种关于“生活”的智慧，那是不依靠知识积累获得的。很多道长对世俗知识接触不多，也没听过“正念冥想”或是“存在主义”，但他们活在当下的态度着实让我心生羡慕。我曾和道长们说起很担心自己的身体，可他们觉得只要能吃饭、能干活，就没事。当时我心想这标准也太低了，后来越细想越觉得就是这样，身体好不过也为了应对日常、进而能够享受生活而已。道长们还说之前有一位上山来的香客身体很不好，就连每日的饮食都要用秤量，他依靠知识想确保健康饮食，最后反而把身体吃“坏”了，还不如道长们在山上见什么吃什么来得好。
群山风景。
在山上的日子，常见到有人奔着出世的决心来“出家”。
可道观真不是远离人间的世外桃源。以金顶为例，在这里出家前要考查，转正要考试。成为在籍道长后，每月查考勤（或是每日值殿半天，或是早晚上殿念经），所有人做六休一，丝毫不比上班清闲。就算“出了家”，也要面临出差报销、个税申报和年终总结一系列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能经受住日常琐事的折磨，何尝不是另一种修行？
那究竟什么是“出家”？道长们觉得出家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什么，而是为了把所有一切都放下。这给我一个启发是，不用把什么事情都想明白了才算是一个成功的人，而是一个人不被这些东西所困扰，不依靠别人——既不依靠别人活着，也不依靠别人的判断。现在我们可能会说这个人内核很稳，甚至有很多心理学的书分析如何达到这种状态，这些书道长们肯定没看过，但他们就是能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想也许是因为他们直接在和大自然接触，是从自然和生活中获取的感悟。
我在书里反复提到，山上山下，都在人间。这并不是说人间不好，更多是感慨人还是要首先回到现实当中，修仙的第一步也是从现实当中去提升自己，而不是通过逃避现实来实现所谓的“修仙”。道教讲，即便有一日得道成仙，也还是要面对人世纷扰，处理人际关系，香客有求也要有所回应，而这种关系实际上才是困扰绝大多数世人的所在。
李闯做义工的宿舍。
见众生，也见自己
到了太和宫，我被分配到金顶扫地。
给我安排工作的道长说，把你放在这，一方面是帮忙打扫卫生，另外你可以观察一下各式各样的香客，也许有助于你理解世间百态。他说得特别有道理，封山之前，我基本每天都能见到各种各样在山上“作妖”的人。
山下来的香客们，大多是普通百姓。大家为了各种目的（不排除“拯救苍生”）来到山上念经祈福，其间也常能看到不少非理性行为。比如有的人会在殿前旁若无人地哭号，痛诉家里七大姑、八大姨之间的家庭矛盾；有的人会用身体蹭大殿的护栏，趁人不注意“偷”一把香灰装进口袋，或是直接放进保温杯，晃晃就直接喝了。还有人会把道观里我们这些义工当作得道高人，主动求“打”以寻求“加持”。
刚上金顶时我经常会上前阻止，和很多人一样觉得这些是愚昧迷信。可慢慢地，我开始放下了关于“对”和“错”的执念。如果每个人都能坦然面对生死、生活安乐无忧，自然不需要求神拜佛。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无力寻求，或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人总还是要活下来、过日子。这些非理性行为背后是底层百姓面对生活苦难和未知时的迷茫与自救。殿前宣泄完委屈，包一把香灰，临走时再抽一支好签，下山后再深吸口气，抖擞精神再去面对那一地鸡毛。这本就是大多数人的生活。
更何况，我也并不确定我对理性的某种执念是否也是另一种迷信。很多时候，理性带给我们的只是一些南辕北辙的自我感动。科学和信仰本就是两个体系，科学的话语体系里讲求证明或证伪，而信仰的世界只有信或不信。自诩站在理性一侧而生出的不屑，何尝不是一种自欺的傲慢？
除夕夜，登武当金顶之路。
然而有些不文明行为，还是能轻而易举挑起我的愤怒。如何与这些游客打交道也是一门学问。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大爷，边走边用登山杖敲沿途的建筑。我几次和他说：不要敲，这些都是文物。大爷非但不听，还反问我：“文物为啥不搬进屋里？”我还没组织好语言反驳，回过神时见他已扬长而去。面对同样的行为，道长们的情绪似乎并不受影响，甚至常常能精准回击。有次一位敲铜磬的游客反问道长：“你们能敲为什么我不能敲？”当时道长慢悠悠回复他，这是道观用来联系神仙的法器，“我们的确也敲，可我们把神仙请来还有办法送走；你这一通乱敲，神仙生气了怕是送不走吧？”那位游客听后，赶忙对着铜磬鞠躬道歉。
这样的场合不在少数。印象中，道长们都是“背负长剑、一脸寒霜”，但其实他们很善于和游客打交道，甚至有时候还有些“讨好”的意味。我们通常的理解可能会觉得殿中值守的道长是专门负责服侍神灵的，但实际上道长和游客们的互动很多。就像在转运殿内，为了寻求“转运”，香客们会步行通过一条位于铜铸神龛与墙壁之间的通道，边走边在漆黑中询问，“转过来了没有”；道长们就会说：“转过来了，转过来了！”听起来像是一个人的运气也随之转过来了。
那一刻我会觉得，古时候道长们游方化缘，每到一家通过赞颂家主来得到一些布施，他们所做的事情也如此，得到一些贡品就分发给道友，门前若有被遗弃的婴孩就收养长大，而不是在云端高高在上、俯瞰人间的姿态。
甚至关于道教，我之前的理解其实也很浅，觉得信道之人大多“不染尘俗”“仙风道骨”。但和山上的道长接触下来，发现他们说的几乎都是大白话。研究道教的人可能会说“道祖如何”“天上的神灵如何”，实际上道观里是不用这些词的，他们可能直接就会称“祖师爷”，把日常的供奉活动称作“拜老爷”。这些表述其实体现出古代百姓对于权威的认识，他们对神灵的理解是放置在一个大的家族体系中的。
在山上呆了快八个月之后，我开始有了下山回家的念头。坦白说，后期我对山上的生活已经有些厌倦了。宿舍里人来人往，大家平常没有什么边界感。加上夏天将至，天也热起来了，虫子也很多，漫山遍野都是敌敌畏的味道。（疫情）封山结束，游客也渐渐多起来了，除了日常的工作，还要顾及生活的一面，人际关系也更复杂，就会觉得有些应接不暇。
用道长的话说，“还没把心扫净，还是要回到红尘中”。
在武当山上打坐的外国道友。
时间，并不都是直线的
说实话，不论是当初决定辞职，还是后来上武当山，我一直没有想过当下正在做什么，以及之后要做什么，每次都是走到这一步了就硬着头皮往下走。最近很流行的“奥德赛时期”，我们那时没有这个说法，我想这也和今天的人选择变多了有关。选择多了，人也容易迷茫。
大家总说，不想输在起跑线上。但人生其实没有什么赛道，本质上不是竞争关系，甚至都不是直线向前的。我们现在被一种发展的话语定义了时间，所以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人需要往前走，每一个昨天都是为了明天服务，但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时就会追问是不是昨天做得不够，但昨天已经不能改变了，所以人就会抑郁。这导致我们不是在为昨天而懊恼，就是在为明天而焦虑，可是今天才是现实的生活。
可是，时间并不都是直线的，也可以是循环型的。
我记得道观的生活就有两套不同但互相交叉的时间线：一套是指导景区营业的钟表时间（公历）；另一套是流传于乡土社会，统领道观日常的自然时间（农历）。公历是直线型的时间，我们会在每一个元旦开启新的一年，也相信在这条时间线上人和社会都是始终向前的；而农历是循环型时间，人们在看上去相似的时间点上播种、收获，一年四季，周而复始。
当然这不是说循环型就更好，去年的节气和今年的节气是一种叠加的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或者说上个月的十五，月亮是圆的，这个月的十五也是，这两个月亮没有什么比较关系，但我们都知道再叠加几个就到八月十五，该过传统佳节了。这种循环型的时间是立体的，是螺旋向上的，看似垂直距离是在一个点，但实际上已经叠加过不知道多少层。但这种时间观也有坏处，那传统可能就不容打破，比如小县城里到年龄就得结婚，它背负的传统的负担就是很重，但在线性的时间中，人会觉得30岁过去了还有35岁。
两套时间没有好坏，就看什么样的权力在对它定义，以及它对在其中的人发挥怎样的作用，又产生怎样的意义。当我们在直线时间中发现有点走不下去时，停下来并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进入了另一套时间模式，在那里你关注的是自然的变化，是气候，是蓝天，是八月和九月的星空有什么不同。更何况，时间本来就是用来浪费的。
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停下来考虑这个问题，说明已经有人在原先的直线赛道上放慢脚步，思考其他可能性。对于人类学来说，可能性始终是一个吸引人的东西，而必然性是一种无趣，什么东西一旦有了唯一的必然答案，它就死了。
这次回北京的路上我坐长途大巴，全程在看书，旁边的小哥一边啃烧饼，一边刷短剧。放在以前，我可能会觉得有种隐隐的高傲，但那一路我全程的想法是，这个烧饼真香啊，我怎么刚才没买一个吃。
在山上的大雪天值殿。
从武当山下来，好像打开了一扇门。山上那些所谓“作妖”的香客，很多是医院看不好的；现在实习的医院中，我见到的大多是医学能治好的；而没什么病的，基本都在以前小卖部的胡同里。慢慢地这几个碎片拼凑起来，我对人、对自己都有了更多了解。面对不同人群，其实看到的也是我自己不同的面向。我的脾气没那么好，但耐心也没那么差，尽管有时候脑子不太够用，但也勉强能转得过来，而有些东西，不会就是不会。
我能接受我现在所有的样子。也挺好的。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申璐；编辑：刘亚光；校对：张彦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股票配资的公司官网，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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